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 2019-12-16 05:17

  回顾社会学美国化的历史,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实现了独立,连年会也不再与其他学会放在一起了。从经济学的制度主义学派和统计学相结合的学科背景下独立的社会学,首先需要在社会上立住脚,要取得合法性学科地位,就要依托于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诉求。这也是美国社会学创立以来社会学人努力的方向。对于独立之后的社会学,这个要求就更为迫切(Haney,2008)。⑤

  在量化技术的使用和社会学追求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背景下,从1945年到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种争执在哈尼(Haney,2008)的著作《社会科学的美国化》⑥中主要化约为社会学人在追求科学地位和学术水平(scientific status and academic standing)与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social relevance and public engagement)之间的张力。该书副标题为“美国战后的知识分子和公共责任”。这一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追求科学地位与承担公共责任之间的张力是奥格本与帕克之间张力的延续。

  二战后美国社会学占统治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哈佛大学崛起并与哥伦比亚大学一起统治美国社会学三十多年。帕森斯这一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是对芝加哥学派的(Johnston,1986)。1936年,帕森斯取代索罗金成为哈佛社会学的掌门,开始缔造统治美国社会学界并在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宏大理论,即结构功能主义。芝加哥学派统治美国社会学的霸权地位被帕森斯的哈佛—哥伦比亚学派取代。帕森斯的这一宏大理论压倒奥格本当时带领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量化研究,对于反对建构理论观念的奥格本来说,帕森斯的哈佛学派与奥格本的芝加哥学派之间存在根本的紧张。

  但按照哈尼(Haney,2008)的研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学大厦是有目的地削弱里斯曼(David Riesman)和米尔斯(C.Wright Mills)等人的影响力,因为后者的作品是建立在人文方基础上的。即使在帕森斯这里,社会学的科学性依然是根本的追求。在二战后的时代,科学地位和统计分析越来越在社会科学家职业权威和合法性上占据核心地位。帕森斯与社会科学研究会曾努力让社会学进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但基金领导认为社会学不是科学。这样的经历对于帕森斯和社会学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次学科建设中的挫折,激励和推动了社会学的科学化进程。

  在极力强调科学化的过程中,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精确量化的小研究,而忽视了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为了科学性而忽略了有用性。而强调人文方面的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的社会学家——比如索罗金、里斯曼、米尔斯和林德等则被边缘化(Haney,2008)。米尔斯于1959年出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和量化科学主义传统一并加以批判。里斯曼出版的《孤独的人群》在当时成了广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尽管如今已是经典著作,彼时在学术界却并不受欢迎,因为其回避使用学术术语,且是记者风格,在彼时追求科学性的社会学界受到冷落排斥。1958年里斯曼入职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社会学系被帕森斯整合后的名称),教授普通社会科学而非社会学专业本科生,且被“最好的学生”认为是“知识的贫民窟”。

  前文我们介绍了兰德伯格和林德之间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文关怀之间的争执。到了帕森斯的学生罗伯特·默顿,则提出了“中程理论”的概念,指出社会学家一方面要做科学而精准的研究,得到与经验一致的可以累积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应避免沉溺于无关紧要的小题目,虽然精致却对社会无甚意义(Haney,2008)。默顿试图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实现社会学完整的关于社会的科学(a science of society)的目标(Turner,2014),同时他声称自己具有“把社会知识的人文和科学方面联结在一起的难以控制的偏好”(Merton,1994:19)。公共社会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在布洛维等人的倡导下在美国社会学会彰显其影响。

  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主流和支脉在社会学美国化过程中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了一个强劲的传统,即由吉丁斯、奥格本和邓肯一脉传承的基于统计技术的量化传统。⑦奥格本在芝加哥的博士邓肯被称为“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量化社会学家”(Goodman,2007;Xie,2007)。1967年邓肯与布劳合作出版《美国职业结构》一书,提出布劳—邓肯模型。邓肯把美国主流社会学转化成了经验基础上的量化社会科学。但是邓肯对“统计至上主义”也做了尖锐的批评。比如在他最钟爱的自己的著作《关于社会测量的注释》中,有一封致弗里德曼的信件这样写道:

  我们经常发现被我称之为统计至上主义的症状:统计至上主义认为做研究等同于计算,同时天真地相信统计是科学方完整或充分的条件基础。他们迷信于统计公式能够评估具有不同实质意义理论的相对价值,或者评估影响因变量的原因的重要性。他们误以为解构任意或随意组合的一组变量就可以检验“因果模型”和“测量模型”。(转引自谢宇,2008:94)

  邓肯对布劳—邓肯路径模型是这样解释的,它“只是对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一种粗略、简单的近似估计”。模型的简约性经常被后人误解为“社会科学的统计模型最终是简约形式而非结构形式”。谢宇进一步总结说:“因此,O.D.邓肯的观点是,量化方法绝不应该成为发掘普遍规律,从而描绘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工具。他完全反对这种尝试,并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认为量化分析所能做到的就是总结组间差异的实证形态,同时暂时地忽略组内个人差异。社会科学家可以逐步将分析复杂化,从而增强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谢宇,2008:92-93)。作为量化社会学的顶尖学人,邓肯对量化和科学方法的认识是深刻而富有洞见的,是许多追随者所不及的。

  总体而言,美国社会学人对科学的社会学的不懈努力在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还是富有成效的。布迪厄曾认为这一阶段是社会学职业身份演化的关键分水岭。他说:“1945年之后,社会学通过构建成职业(profession)而获得充分尊重的抱负才得以实现”(Bourdieu,1991:378)。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近20年里,虽然说社会学在学科获得合法性的“科学的”诉求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同时也给公众留下了一个研究鸡毛蒜皮的琐事且与公众距离甚远的形象。可是,这一“科学的”地位很快就遇到了致命的挑战。1962年库恩的《科学的结构》一书出版,提出科学首先是学界共同认可的假设、理论框架及方法构成的范式,当范式受到巨大挑战无力应对时就会出现新的范式,这是不连续的,这就打破了默顿他们通过经验累积实现社会学成为“社会的科学”的企图(Haney,2008)。四年后,伯格和卢克曼合作出版了《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他们认为社会生活缺乏独立于知者(knower)的本质存在,任何群体的人的视角都更多地反映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视角,而不是对存在的客观理解。一年后加芬克尔发表了一系列常人方法学作品。这样,社会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受到了根本的挑战,加上后现代思想从哲学上的批评,社会学的“科学的”身份已然难以牢固树立(Haney,2008;Turner,2014)。帕森斯曾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来构建一个社会学的范式,但是没能成功,不仅学术界不接受,连帕森斯所在的哈佛社会学系本身都(Haney,2008)。“邓肯则开诚布公地反对模仿物理学中寻求社会普适法则的研究……已经敏锐地察觉到类型逻辑思维和总体逻辑思维的差别,他才更加意识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差异只会让寻求普适法则的努力徒劳无功”(谢宇,2008:91)。

  在这些挑战和反思之下,美国社会学的“科学的”理想终结了,“科学的”议程实质上已不再是努力的中心点。而主流社会学不再是一个一致连贯的思想,更多的是地位群体(status group)的职业偏好的体现(Turner,2014:100)。不过,这种偏好是稳定的:偏爱统计的高超技艺,并把量化技术应用到新的领域。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一统学术界的状况也无法维持,从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批评开始,社会学出现了不同的流派。比如科塞和达伦多夫批评帕森斯只关注社会结构的秩序生产,而提出关注其冲突的冲突论;米德等人也提出了符号互动论(Haney,2008)。冲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柯林斯把各派理论梳理总结出一本著作《四大社会学传统》,分别为冲突传统、理性/效用传统、涂尔干传统和微观互动论传统(Collins,1994)。这一多元理论和方法的存在实际上宣布了作为“物理”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对于社会学已失效。尽管社会学仍以量化为主流,但不再以“科学的”为诉求。这一时代已经不是社会学寻求立身之时,而是历经半个多世纪,有了社会学的历史传统。传统成了“科学的”合法性之外的一个替代性来源。同时,社会学的另一个合法性来源,即“有用”⑧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奥格本早年就在二战时政府机构中做了大量工作,而且美国士兵项目也让社会学得到了一次亮出身份的机会;到了约翰逊总统时期,对贫穷开战的政府大项目让社会学家成为重要参与者,社会学“有用”也让社会学人在公众面前得到了尊重和地位(Haney,2008;Turner,2014)。